人群中，有一个50多岁的男人，看来是见过一些世面的。
他问周海洋：“你们找谁？到村子里办什么事？”
秘书小唐连忙机灵地指着周海洋介绍说：“这位是省农村工作委员会的王主任。
我们来是了解一下农村的真实情况，回去以后好写调研报告，向上级领导做汇报。”
一听是省里来的领导，村民们顿时活跃起来。
你一言我一语，向周海洋汇报了自己家里的情况和村干部、乡干部腐败的情况。
村民老李特意把周海洋领到自己家。
老李住的是三间砖瓦房，今年洪水来时，被泡了两米深。
洪水退去后，简单消毒整理一下，老李又住下了。
老李有两个儿子，都娶了媳妇，分开另过了。
老李原来和老伴一起住，前年老伴得病去世了。
周海洋问：“得的是什么病？”
老李说：“老了，身体就那样。
我们农民，不像城里人，命贱！
有个感冒发烧的，自己随便到集市上包点药吃吃，好了就算，不好了就拖着，也没有钱去看。
村子里的老年人，现在几乎都是小病拖着，大病等死。
到城里看个病，耗时间不说，光检查费，这仪器那仪器的，一下来就是好几百块。
我们农民也没有那个闲钱。
像我这样还算好的，我的两个儿子、媳妇，虽然说不上特别孝顺，但还算过得去，每年过春节的都会给个一百两百的。
那些没儿没女的，就更惨了。
村子里的老刘，是个五保户，没儿没女，得病死在床上几天了，还没有人知道。
还是邻居到他家借东西，推开门才发现，他已经死了好几天了，身子硬的跟木头似的。
村子里现在只剩下老人和小孩了。
只要能活动有劳动能力的，都出去打工去了。
多少能挣几个钱，养活住自己的嘴巴。
村子里地少，现在人均不到8分地了。光靠种地，只够填饱肚子的了。
万一有个门头差事，就没法应付。
周海洋又问起了村子里的道路的情况。
一提起道路，老李的情绪就更加激动了，气就不打一处来。
他对周海洋说：“光村子里这条路，乡干部光钱就收了三次。
第一次，还是7年前，乡里号召村民交钱，统一修路，一口人50块钱，村民们都交了。
但钱收上去了，却没见修路，说是被乡党委书记挪用，去发展乡镇企业了。
发展个屁啊，被他们全部糟蹋完了。
你到章林镇上看看，那里围着的几个大院子，就是当时开办的几个厂子。
现在就只剩下几座空荡荡的房子了。
几百万啊，就这样被打了水漂！
但就这样，乡党委书记照样升官。
听说几年前，就调到别的县，做了副县长了。”
老李抽了口烟，继续说道“三年前，又换了一个乡党委书记，又发动大家交钱修路，一口人也是50块钱。
说好的是农民出一部分，县里补贴一部分，乡里再拿一部分，修柏油的路面。
但钱收上来后，却只见机动三轮车拉的是砖头渣、砂浆，连柏油的影子也不见。
推土机简单的轧轧，就算完成了。上边给的钱也不见了影子。
去年听说，这个乡党委书记出事了。
他用贪污的钱，在省城里养了一个情妇，还给情妇买了房子，最后是被自己的老婆揭发出来了。
上级有关部门要查他，他听到风声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跑了。
工作也不要了，官也不当了，跑到外省做生意去了。
反正他手里贪污了不少钱，做生意有了本钱，谁拿他也没有办法，也找不到人了。
去年，乡里又号召老百姓交钱修路，结果无论怎么发动，也没有人信了。
周海洋随便到村子里又走了走，情况大同小异。
有人在外打工的人家，日子就过得好一些，房子也盖的气派些。
周海洋又到村子里的小学看了看，房子还不错，但整个学校只有60多个孩子上课。
有门路的家长，纷纷把自己的孩子转到城里去上学了。
看来不出两年，这个小学也要关门了。
周海洋不由得想起，博兴县姚林镇的小学。
八十年代，一个小学有几百个孩子读书，孩子们生龙活虎。
可是前几年回去一看，也是一副破败的样子。
看来，这几年城乡的差距，是越来越大了。
当年大学毕业的梦想，就如同梦幻泡影。
这么多年，国家的教育资金，基本都集中到城市，导致乡村教育落后到了无法想象的地步。
刘岩当时带领大家成立的赢和乡村教育扶贫基金，那点杯水车薪，也只够用在永峰县。
当初宏伟的设想，尽管非常美好，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。
城市和乡村教育差距的逐渐扩大，将导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。
如教育的不公平，贫穷的代际遗传等。
这样下去，许多家里条件不好的农村孩子，只能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。
他们长大之后，却要和城里孩子一起，在社会上竞争，劣势是明显的。
因为他们的父辈是农民，如果没有能力供他们到城里上学，他们就一辈子摆脱不了自己长期处于社会底层的命运。
这对他们而言，是多么的不公平！
无论是在怀宁的那些年，还是到了永梁，每一次到下面看看，周海洋都有很深的感触。
觉得华国的农村目前存在的问题太多了。
社会保障问题，看病就医问题，上学难问题，哪一样不解决好，都没办法建设和谐社会。
从村民的反映来看，通过上一次的大规模打击，社会治安是比以前好多了。
但要让农民真正有安全感，还必须要让农民看得起病，上得起学，吃得饱饭。
在永梁这样一个落后地区，这些问题并不是一步就能够解决完的。
必须踏踏实实，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，不搞花架子。
周海洋觉得，自己身上的担子太沉重了。
回到市里，这几天，周海洋一直在思考，怎么样尽快建立永梁农村的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、和医疗保障制度。
恰恰在这个时候，《永梁日报》和永梁电视台的一个专题新闻，引起了他的注意。
原来，这些天，报纸和电视台都在连篇累牍地宣传一个乡村少年的动人故事。
这个少年叫邱小明，15岁。
在他只有2个月的时候，母亲离家出走了。
父亲本来就有轻微的精神病，受不了妻子离家出走的刺激，一气之下，又发了疯。
整天游荡在外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
家里人找他，四处奔走也找不到。
留下一个几个月大的孩子，在年事已高的爷爷、奶奶照料下，三个人相依为命。
在爷爷、奶奶的拉扯下，小明终于长到了9岁。
但是，灾难又一次降临到这个不幸的家庭。
先是奶奶突发瘫痪，丧失了行走的能力。随后是爷爷的眼睛得了青光眼病。
因为无钱治疗，一天一天拖下去，直到双目彻底失明。
到医院检查的时候，已经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机，没有任何治疗价值了。
就这样，一个仅仅只有九岁的幼儿，从此就承担起照顾瘫痪的奶奶、失明的爷爷的任务。
日常还要种田、种菜。
种菜还是小事，小时侯，小明就跟着爷爷、奶奶下地，学会了种菜。
但种田就不行了，因为他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，力气小，实在干不动。
所以，到了收割的季节，他就和村子里的人换工。
他帮人家干一般的农活，人家帮他收割庄稼。
村子里的人看他可怜，也时不时的帮帮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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